我又一次在深夜惊醒。

空调的微鸣是这间两居室里唯一的声音，衬得夜色愈发沉寂。手机屏幕的光幽幽地亮着，显示着凌晨两点半。身旁空着的半边床，像一张沉默的嘴，无声地嘲笑着我的形单影只。四十二岁了，田颖，你的人生，难道就要被这一室清冷和一张永远只睡一人的大床定义了吗？

白天，我是“田经理”。在一家不算顶大但也规规矩矩的企业里，做着中层管理工作。穿着熨帖的套装，踩着不高不矮的高跟，穿梭在格子间和会议室之间。下属眼里，我是那个严谨、甚至有点不苟言笑的上司；同事口中，我是那个业务熟练、值得信赖的搭档。我可以条理清晰地分析报表，可以雷厉风行地推进项目，可以在饭局上得体地应酬，可以用忙碌和充实把每一天填得满满当当。

但夜晚，剥去所有社会身份，我只是田颖，一个害怕关灯后，那无边无际的寂静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淹没呼吸的普通女人。孤单，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成了一种物理存在，黏稠地附着在皮肤上，沉淀在空气里。

这种割裂感，在我搬进这套用多年积蓄付了首付的“小家”后，变得尤为尖锐。房子不大，却处处透着“新”的冷清。我试图用暖色调的窗帘、蓬松的地毯、绿植来填充它，但缺少了烟火气和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它终究像个精致的样板间。尤其在这样的深夜，醒来时，心脏会莫名地空跳一下，仿佛失重。

我起身去客厅倒水，赤脚踩在地板上，微凉。窗外，城市的霓虹模糊地亮着，这个庞大的机器从未真正沉睡，但它的喧嚣似乎与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我端着水杯，不自觉地走到玄关的穿衣镜前。镜中的女人，身材保持得尚可，脸上虽有岁月痕迹，但精心保养下并不显老态。只是那双眼睛，在卸了妆的深夜，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疲惫和……空洞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想给自己一个鼓励的微笑，镜中人却回馈我一个更显寂寥的弧度。

“田颖，你才四十二，人生还长着呢。”我对着镜子，喃喃自语。这话，我对自己说过无数遍，像一句苍白无力的咒语。可心底另一个声音总会冒出来：长？长到足以让我习惯未来几十年都可能这样的夜晚吗？

我的单身，在老家那个叫“槐花坳”的小山村，以及留在那里的亲戚们看来，简直是天方夜谭和家族之耻。尤其是我妈，每次电话，主题最终都会绕到：“颖啊，隔壁村那个王婶给你介绍那个，虽说离过婚带个孩子，但人家是开大货车的，收入稳定……”“你二姨夫单位有个老会计，老伴去年没了，条件也不错，就是年纪大了点，六十出头……”

开始我还争辩：“妈，我不急，我一个人过得挺好。”后来，我连争辩都懒了，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。我知道他们是好心，但这种“好心”像细密的针，扎得人生疼。在他们，甚至很多村里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，女人就像地里的庄稼，到了季节就得收割、归仓（结婚生子），错过了时令，就成了瘪谷子，再也入不了粮囤。我们村里有个老姑娘，叫秀娥姑姑，一辈子没嫁人，年轻时还能帮哥嫂带孩子，老了就成了家族的边缘人，沉默寡言，眼神总是怯怯的。小时候我不懂，现在，我仿佛能从我妈担忧的眼神里，看到我未来变成“秀娥姑姑第二”的影子。

这让我更加不愿回去。槐花坳的空气里，弥漫着一种让我窒息的“同情”和“关切”。我宁愿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，守着我的孤单，至少这里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，没人会当面问我“田颖，咋还不找个人搭伙过日子？”

日子像上了发条，在公司和公寓之间两点一线地摆动。直到部门来了个新人，周瑞，二十八岁，阳光开朗的大男孩，充满活力。他的到来，像一束强光，骤然打在我这潭波澜不惊的“中年死水”上。

公司安排我带他。周瑞聪明好学，嘴也甜，“颖姐”“颖姐”